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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国内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后，梁晓秀开始密切关注国内的经济发展；同时她和欧洲的一些经济学家探讨中国的经济走向。她的中餐馆遍布欧洲230多个国家的几百座城市，她经常走访重点餐馆，在餐馆里渐渐地结识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其中有几位和她成了好朋友。
她很在意那些一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评价，认为他们以外国人的眼光观察中国经济形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她开始和几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讨论中国经济问题。
贝兰德是她看好的一位法国经济学家，在她看来，以对中国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的了解而论，他在法国无疑是佼佼者。贝兰德是巴黎律师，担任法国-中国经济贸易委员会主席。年龄50开外的贝兰德德思维敏捷、充满活力，对中国的了解远在一般法国人人之上，甚至超过法国的汉学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贝兰德就撰写了一本有关中国贸易法的书，在西欧出版。20世纪80年代初，他开始与中国接触，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他不仅熟知中国的经济、贸易政策，还能从法律层面解读中国的经济和贸易。更令梁晓秀感到惊奇的是，他还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的宏观政策把握准确，解读清晰，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她有时暗自思索：自己虽然是一个中国人，但与贝兰德相比，她对中国的宏观经济的把握自叹不如。
法中经贸委员会是一个民间组织，有1500多个会员，专门从事与中国发展经济贸易合作活动。作为法中经贸委员会主席，贝兰德把这个组织搞得有声有色，在法国经贸领域有相当大的影响。有一次他对梁晓秀说，法中经贸委员会的会员涵盖了法国众多重要的经贸行业和重要企业的领军人物。
贝兰德以专业律师的思维方式和视角打造他领导的这个组织。他每年在巴黎组织30多场活动，梁晓秀在巴黎参加过很多次他组织的有关法中经贸关系的活动。他组织的专题讲座活动很有特点：每场活动只研讨一二个热点问题或重要问题，针对性非常强。每次研讨会，都有专家或政府高官作为主讲人就某个问题发表演讲，然后由听众提出问题，主讲人再解答。他的这种专题式研讨活动，表面看来似乎内容过窄、研讨不够深入，但是经过日积月累的研讨，梁晓秀发现这种研讨活动对听众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反而能把问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深入到问题的本质。
贝兰德经常邀请法国高校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在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他们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并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走向进行了分析和预测。他们的分析与预测虽然并不十分到位，但也并非不靠谱。梁晓秀觉得挺受启发：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从而能发现一些人们忽略的问题。
有一次，参加完贝兰德的活动，梁晓秀对德维特说，他采取的那种方法，在中国有一种比喻，叫“滴水穿石”。贝兰德说他只能采取那种办法，因为中法两国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社会体制、价值取向有极大区别，双方的沟通、理解、交流存在一定障碍；而他就是要想法设法清除这些障碍，为双方经贸人士提供一个能够自由交流的平台和有效的活动空间。
他说的有道理：他组织的活动是一个开放式的平台，为法国的经贸人士提供了交流信息、探讨问题的机会。每次活动开始前，到场人员都喝着咖啡，品着红酒相互交换名片，交换看法，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下，交朋友，谈生意，无形中收到了或多或少的预期效果。
贝兰德是一个思想深刻的律师。有一次他和梁晓秀聊天时说了一番话，给梁晓秀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他说：“我不知道你们中国人是否知道这样一个现实问题：你们这种一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极大的优势：你们可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做出伟大的事业。这在法国、在欧洲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也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
梁晓秀接过他的话说，她很想听一听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他略微思索了一下后说：“我根本就没有资格发表对中国经济的见解。中国人非常聪明，中国政府领导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胸有成竹，他们很清楚中国的发展方向。此外，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理解深度肯定超过欧洲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理解的深度。”
梁晓秀认为，以贝兰德对中国的了解，他完全可以发表长篇大论，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也许谦卑的特点在他身上起到了制约作用？相比之下，欧洲所谓的中国通，只要谈到中国问题，一般都会夸夸奇谈，发表一大堆议论；而那些议论往往带有一定的偏见，甚至还会犯低级错误。例如，奥地利的一位经济学博士在2010年还在说“10亿中国人”，殊不知中国人口是13亿。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的首席研究员居然说，中国持有3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实际准确数字为一万多亿美元。这样一位欧洲一流学者在撰写研究报告时也太不严肃了吧？所以，梁晓秀对欧洲的学者、经济学家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的文章或研究报告一般都会打一个问号。
但是对贝兰德她则高看一眼，因为他从来不会随便发表议论。
克莱斯特是梁晓秀结交的一位德国企业家，他任中欧管理中心主席，曾到过中国177次，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刻变化，他自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受益人，也是中国历史性变革的见证人。早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他就开始在中国和欧洲之间穿梭，洽谈建立合资企业。经过五年不懈努力，在中国成立了一家著名的高科技合资企业。他牵头创办的中德合资企业是最早进入中市场的德资企业之一。据他称。当时中国仅有10家欧洲合资企业。
克莱斯特与中国合作的成功受到欧洲经济界的推崇。1990年他出任中欧管理中心主席，培训了1万2千多名中国企业管理人员和电信工程师。
他住在法兰克福，梁晓秀每次去法兰克福餐馆几乎都能见到他在那里就餐。有一次他们在餐馆聊起了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
梁晓秀问他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怎么看。
他说：首先，他对中国领导人的能力充满信心，他们将会很好地规划、确定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已经奠定了非常重要的经济基础。现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后，又不失时机地确立了一系列社会发展的目标。根据这个发展理念，他认为中国也会协调发展其他行业，比如说取消农业税，投入农村教育经费，并且向医疗卫生行业投入更多的钱。他认为发展经济仍然是当今中国的重要任务，但不是唯一的任务；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建设更和谐社会将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梁晓秀问中国多年以来经济发展迅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经济今后是否仍然高速发展十分关心，他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他说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经济将继续快速发展，但会避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中国提出一些很好的发展经济的主张和措施，比如注重节约能源，节约原材料，在保护环境方面做得更有效。他认为，那种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来发展经济是不可取的，因为从长远的目光看那种做法会毁掉国家，那样也谈不上发展经济了。从这一点看，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是非常正确的。
克莱斯特是德国重量级的企业界人士。梁晓秀在1999年与他相识时，他已经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70多岁的老人了。老人仪表堂堂，说话很有见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人。他与中国经济贸易界人士有着广泛的来往，对这个领域的熟悉程度，在德国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他相提并论。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他以法兰克福为基地，成立企业管理培训中心，在长达20年多时间内培训了来自中国二十几个省市的数千名工程师、企业领导人和经贸管理人员。
他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大为赞叹。他当年访上海时，听到上海工商界人士描述上海浦东的发展前景，他当时和所有到场的德国工商界人士都认为，中国人描述的那种辉煌的前景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实现，那只不是中国人的一厢情愿或是一种梦想而已。但是，在上海浦东如期建成后，所有的人都为之惊叹之余，不得不佩服中国人伟大的创造力。
从此，他对中国刮目相看。
他住在法兰克福郊外的一座大房子，在房子的一侧建造了一个很大的圆形玻璃会客厅，阳光从三面射进会客厅，十分透亮。2000年夏天，在这间玻璃会客厅里，梁晓秀和他就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一次长谈。
她问他：“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多年，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你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有什么看法？”
他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大力倡导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这是正确的。现在，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这表明中国已经成熟，完全有能力和经验驾驭中国这艘经济巨轮在大海上航行。西方，也就是欧美发达国家，今后要对中国的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应该持谨慎态度，因为今日的中国经济正在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而西方经济则处于停滞或缓慢发展阶段。在这种情形之下，西方经济学家或政治家怎么可能以西方的标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做出正确的评价和判断呢？我认为，我们现在没有资格当中国的老师。中国人是何等的聪明，他们比谁都清楚中国的事情！至于我个人，更没有资格评论中国的经济。”
这位饱经风霜的德国老人，在商海里拼搏半个多世纪后已经十分老到了，按中国人的说法，已经是一个“老江湖”了。他冷静非凡、思路开阔、见多识广，但却出言谨慎，这是为什么呢？
她继续问他：“克莱斯特先生，你是一个对中国国情比较了解的人。你知道，中国经济还面临着许多挑战，我非常想听一听你的建议。”
“如果说建议，”他看了梁晓秀一眼后说，“我只有一个建议。”
“什么建议？”梁晓秀追问道。
“自主品牌，”他说，“中国现在要拥有自主品牌。你知道我是做实业出身的。我相信实业，也就是制造业。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企业几乎都到中国投资建厂，制造各种产品，其中不少产品还是世界名牌产品。无论是外商独资企业，还是中外合资企业，产品的知识产权都是外方的。这是中国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他喝了一口咖啡后继续说：“在当今国际市场上，中国能拿出的具有自主品牌的世界名牌产品实在太少。这是中国经济的‘软肋’。中国现在是制造业大国，为全世界制造产品，但这是一种低层次的经济活动，原因就是中国生产的这些产品没有自主品牌。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中国在给欧美发达国家打工，大的利润老板拿走了，中国剩下的只是小利润。你知道，给人打工是永远赚不到大钱的。中国经济规模之所以巨大，主要还是以量取胜。这种局面不改变，中国经济就很难跃上更高一个层次。”
梁晓秀静静地听着克莱斯特的话。
他接着说：“所以，中国一定要有自主品牌的世界名牌产品，也就是说一定要有知识产权。这个利害关系，我不说你也清楚。我知道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正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中国过去没有能力、经验和财力解决这个问题，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具备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我期待着中国经济跃上更高一个层次。自主品牌、世界名牌、知识产权，是国际市场上的制胜法宝。欧美发达国家之所以富有，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些东西。”
“这个道理中国人很清楚，”梁晓秀说，“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就提出建立自主品牌，拥有知识产权的概念，而且一直在努力做着这方面的工作。但中国经济的基础差、人才有限，最初只能从模仿开始。至于创建世界名牌产品，那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一流人才，更需要慢慢培育国际市场──而这个市场早已被欧美国家的企业垄断了。”
他说：“这些情况我知道。我只是在提醒：这是中国经济占领国际市场高地的唯一途径。换句话说，这是中国成为经济强国的唯一出路。当然，我相信中国，相信中国能够在这个领域大有作为，尽管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还有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我还是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没有办不到的事情，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中国正在处于飞机起飞的状态下。这架飞机一旦起飞成功，他将直飞目的地。”
梁晓秀问他：“再经过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奋斗，中国在创新领域有了大面积的突破，也就是培育了大量拥有知识产权的世界名牌产品后，世界经济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克莱斯特十分肯定地回答说：“世界经济格局将重新划分。人类历史上的天平将倾向于东方，也就是倾向于中国。中国将成为世界的中心。”
汉克是英国商人，梁晓秀在她的伦敦餐馆结识了他。
汉克的名片上印着三个头衔：英国政府贸易顾问、英中经贸委员会副主席和英国索比公司董事长。1998年梁晓秀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但精力充沛，头脑清晰。据他说，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就开始和中国做生意，对中国和中国人已经很了解了。每次见面，他都用中文对梁晓秀说：“老朋友！”那样子完全是一种“中国通”的做派。
在欧洲，梁晓秀不时能遇见像汉克那样的“中国通”，他们对中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对中国人的风俗习惯知道不少，特别善于和中国人沟通。
她的感觉是：凡是和中国人接触较多的欧洲人，他们的处世哲学都带有一点中国人的味道。这些人和那些从未与中国人接触过的欧洲人有很大区别。他们对中国有某种程度上的亲身体会，办事比较灵活，知道怎样和中国人打交道。而那些从未与中国打过交道的欧洲人则显得“幼稚”，呆板，在与中国人第一次接触时完全按照欧洲人的行事方式谈话或发表见解。
在梁晓秀接触的英国工商界人士中，汉克是一个另类：典型的商人。在他身上能发现中国商人的许多特点。他为人看起来和善、随和，但骨子里暗含着商人的精明，圆滑，计谋、算计。他们这一类商人善于察言观色，看风使舵，把握时机，几乎从不上当受骗。据说，他在中国的生意做得很好，很大，从没有吃过大亏。显然，他属于那些精于和中国人做生意的欧洲生意人。
和汉克聊天，梁晓秀感觉他比中国人还中国人：他不但知道中国商界的游戏规则，而且对中国人的性格、脾气、嗜好了如指掌。看着他，梁晓秀有时想，他哪是英国的商人呀，他简直就是一个中国商人。梁晓秀自己就是商人，她对商人有亲身体验，她猜想欧洲的“汉克们”在与中国商人做生意时，中国商人能占到多少便宜呢？
中欧关系有时会出现一些波动，在那时欧洲的政治家、评论家、记者都会发表一些不利于中国的言论。有一次梁晓秀问汉克怎么看待中欧之间的关系。
他的回答也透着商人的气息：“我以为，做生意是第一位的。大家不要为意识形态的一些事情争吵不休，大家都来发展经济──这对哪一方都是有利的。”
梁晓秀又问他：“那么以后呢？如果中欧之间再出现不愉快的事情，双方之间的经贸关系还会受到影响。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避免分歧，找到一种稳妥的互利共赢的合作方式？”
他的回答很简单：“经济是根本，商业才能立国。争执既带不来商业利润，也提供不了就业，只能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糕。什么都不要想，发展经济，埋头做生意──这是解决当今世界一切矛盾的上策。”
梁晓秀私下想：汉克的话倒是一针见血。